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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版第1768期
【内容摘要】文章讨论了汉春谷县从设立到消亡过程中的诸问题并从历史背景、种植特点、考古发现、文化习俗等方面探索了先秦春谷设立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人们对六朝之前的皖南沿江一带行政区划的模糊认识。【关键词】汉春谷县 先秦春谷县 南陵县 城址 县域 春谷一、引言
春谷县作为一个古代的县级行政区，在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大同年间即已消失。但它在西汉甚至更早的先秦战国时候就已经存在，不仅地域广大，而且种植方式整齐划一。故其得名和设置和消亡以及区内种植方式等一系列的问题，长期以来，未曾予以厘清，很有探讨之必要。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就先从汉代的春谷县开始，进行溯源式探讨，一步步清晰完整把它们说清楚。
二、汉春谷县的两个问题：城址与设置意义
汉春谷县设于汉武帝元封二年（109），与周边的芜湖县、泾县、陵阳县、石城县同一时间设立。此五县区域，此前属于吴王刘濞的封地范围。七国乱平后，收归中央，一直闲置，未设县。春谷县设置在南江的上游，具体述之如下。
展开剩余96%（一）汉春谷县城址
根据现有的文献，我们来看汉春谷县治城址的位置。
春谷县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名称，最早出现于班固《汉书》卷33：“丹阳郡十六城，有宛陵、粟阳、故彰、于潜、泾、歙、黟、陵阳、芜湖（中江在西）、秣陵（南有牛渚、湖熟侯国）、句容、江乘、春谷、石城（人口63万）”[1]这是春谷作县级的行政单位，第一次出现于史籍记载，且与池州境域的陵阳县、石城县并列。
按《元和郡县志》卷二九“南陵县”条下云（南陵县）“本汉春谷地，梁于此置南陵县，仍于县理置南陵郡” [2]也就是说，南北朝设立南陵郡郡治，本来就是汉代春谷县治，南陵郡府所在位置就是原春谷县城（县理，‘理’本为‘治’，《元和郡县志》避高宗李治讳改为‘理’）。《元和郡县志》是唐代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依据唐玄宗开元年间留下的资料，编纂而成的历史地理类志书[3]。它的记载，基本以唐代开元年（713—741）皇家收集整理的资料，但从其所反映内容看，也有一部分资料是元和时期的。就时间而言，即使是后来的元和年（806—820），距南梁不过300多年时间，相对古代历史地理而言，这是较短的时间跨度，山川地貌、行政区划及名称变化，一般不大。即使是更替了几个朝代，也只是魏晋南北朝前期，即晋元帝渡江后至梁代中期前，南方行政区划和名称变动较大，梁中后期较为稳定。故李吉甫所述的南陵郡治位置相对较为确定。
那么古春谷县治的位置具体位于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元和郡县志》南陵县条云：“梅根监，在县西一百三十五里”“春谷故城，在县西一百五十里” [4]。
我们姑且不论唐开元时的南陵县治在哪里，单就是定位了梅根冶的位置就知道了春谷县治的位置。梅根冶设于池州城东约五十里处的梅根河口，自三国设冶至唐代设监，一直未移动过。[5]那么梅根冶东距南陵县治（唐代南陵县治）“一百三十五里”，而春谷县城，东距唐代的南陵县治“一百五十里”，二者相减，则春谷县治西去梅根冶15里。考虑到春谷县治和梅根冶离南陵县治的距离较远，尽管都在西，方位的精确度上可能会略有差异，即是说梅根冶和春谷县城同在唐代的南陵县治西一百三十里外，并不表示春谷县城也一定在梅根冶西，即不能说明春谷县城离梅根冶就一定是十五里。只能说春谷县城在梅根冶西或西南约十五里。也即是说，在今天的郭港（梅根冶遗址所在地）西或西南约十五里处，即是春谷县城所在地。
（二）汉春谷县设置之目的
在汉代，春谷县城设在梅根冶西南方向约十五里处的南江上游，是有它特殊含义的。实地调查可知，无论是贵池梅根冶西还是西南，都属于丘陵边缘，它们都与南边山区腹地有山连接，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推想汉代在此恢复春谷县城，控制山越人入江的意图非常明显。因为在汉武帝时代，国家政策性移民，即从瓯江和闽江流域先后移来闽越人、东瓯人和东越人（《史记·东越列传》）于春谷县域。据《越绝书》所记，越人，除了“擅兵甲（即擅长冶炼兵器外）”还“山居水行”， 即居于山上，以水为路，行独木舟，来去如飞。山越人继承了这一传统（从汉武帝于山越人分布区所设县治皆水道关卡及孙吴屡剿山越无功，多少看到点山越人的这两个特征）。如果山越人沿九华河或青通河而下，可以绝江路。春谷县设于南江上游，则西距中江数十里。
可以推断，山越人去中江的路，即为春谷县治所卡。同时汉又在南江中游设陵阳县治，于西边的秋浦河入江处设石城县治，对整个池州山区形成U字形包围圈，堵住了池州山区的河流的入江口，山越人被圈于九华山脉，及周边地带的山区，既避免了山越人对长江水道可能造成的骚扰，又防止了山越人向其他地方蔓延。另于青弋江中游（即南江中下游），麻溪与青弋江二水交汇处，设泾县治，以遏山越，使山越人始终处于江淮之间，即长江以南，青弋江以西（青弋江，古称淮水）的广大山区。
总之，西汉春谷县城址在梅根冶西或西南约十五里处，其设县城于此的目的是为遏制山越人由山区向江边移动，和泾县城、石城县城、陵阳县城一起，构成对山越人的围堵。
三、先秦春谷县的得名、设立时间及县域
这里先讨论汉代之前春谷县是否已经存在等问题。
（一）先秦春谷县的设立时间和得名
春谷县在汉代才出现在文献中，是不是意味着汉代才出现春谷县呢？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年，以县赏胥臣” [6]，说明作为一级政权组织的县，春秋已出现。设长官管理。春秋出现县比较早的国家中有楚。那么，春谷县到底何时设立？
据《史记》，战国时，楚灭越，“尽取吴故地”[7]。这里“尽”字意味深长，即是说，春秋吴国的故地，全归楚国占有；越人自立为王的地盘，只在春秋末期越国所有的老地盘及徐人建立的姑篾国，即越王勾践灭吴前所有的土地，加上其他非吴国的闽越一带。
楚“尽取吴故地”后，派人统治，如封春申君黄歇于吴，即是一例。同时，也设县管理，即所谓“郡江东”，至于春谷县范围内是否设县，我们要先看看皖江南岸沿江全境是不是都属于 “吴故地”。
皖江南岸最西端池州，在春秋晚期即是吴楚之界。虽然楚曾一度打下鸠兹（芜湖），但吴国强盛时，即吴王僚、阖庐、夫差时，疆域却拓展到池州（曾一度拓展至江西九江，但很快失去）。春谷县境的今南陵曾出土过吴王光剑（现藏安徽博物馆），即吴王阖庐剑，上有铭文“作此以御越人”的字样[10]，即是证明。今南陵县大公山是商代时即产铜并冶炼的地方，吴王光剑出土于此，应即炼成于此。说明吴国拥有这里的土地和矿产。所以池州也被纳入了所谓“吴故地”。也即是说，东接金陵、西到江西彭泽的东界，都在“吴故地”的范围，并在越灭后，为楚国占有。
但问题是，楚在占领“吴故地”之后，到底设县了没有。《史记》卷七一《甘茂列传》云：“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唐张守节正义：“吴越之域，皆为楚之都邑。”即是说，楚国除了将“吴故地”一部分分封出去给臣吏，如春申君黄歇封于吴（封于考烈王时），玉人卞和封于陵阳（未就封） 等，其余则是设为县郡。至于楚国在吴故地县郡有多少，不得而知。只能从后世文献中了解零星的一点信息。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东巡，在金陵停留期间，废弃楚国设的金陵邑，将它分设为秣陵、江乘等县。这样我们从侧面知道楚国原来在吴故地中曾设有“金陵邑”。这样我们有理由认为，金陵邑以西的皖江南岸沿江，可能就是楚国所设春谷县的范围。
之所以如此推想，是因为楚国于春秋时就有了在打下的新地方设大县的历史。《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十六年，伐陈，灭夏征舒，破陈，即县之。”（以整个陈国为一县，在今天看来，可谓大气魄）。春谷县的范围极大，西起秋浦河东，东抵马鞍山一带沿江宜于稻作的平原区和丘林平地。面积这么大的县，也只有常灭一国为一县的楚国，才做得出来。其次，春谷的种植，从被吴国占领时起，到越国灭亡，已历一个半世纪。这么大面积的春谷种植已成稳定局势。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春谷县不独设于为楚占领之时，而且“春谷”这个名称也可能就得于此时。
下面，我们将先秦春谷县设立和得名的情况再作具体分析。
先从春谷县的西部看。楚与吴越接壤于池州西部，即春谷县的西部。春秋时，楚王伐吴，曾占鸠兹（今芜湖）。吴、楚在春秋时，为争夺池州一带，发生过多次战争。从根本上说，吴灭越之前，池州已经属于吴国。因为吴王光在讨伐越国之前，即在铜陵一带铸造讨伐越国的兵器。故至少在吴王光第一次讨伐越国之后，即前496前，即为吴国占领。估计此时吴地的稻作随即推行到池州（该地沿江一带大量以“塘”命名的水利灌溉工程，也已证明吴之稻作文明的存在）。
到了吴为越勾践所灭（前473），此地尽属越，越无县。越国也为稻作文明，池州区域虽然属越，但无需改变耕作习惯，仍然可以继续种水稻。120余年后，越为楚灭，此地尽属楚。《史记正义》卷三一记载：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越国被打败以后，从此散为小部落，王族子弟各占一地，自立为王，或自称为君，这就是百越。但《史记》说，“尽取吴故地”， 吴故地，皆是水稻种植区；这个“尽取”，就意味着楚国全面接管越国的水稻种植区。因为楚之云梦泽（洞庭湖、江汉平原一带）也是水稻种植区，占领之后，按云梦泽稻作区的管理模式管理，驾轻就熟。同时，还可以移民“吴故地”，因为他们都种植水稻，种植技术、生活习性自然基本相同，楚移民也就能迅速融入“吴故地”的居民之中。贵池里山徽家冲的这位窖藏主人，应该就是来到“吴故地”的楚国移民之一。池州贵池的土著方言至今仍夹杂吴越楚方言。说明春谷境内的原住民就是由吴越楚种春谷者混居而成。
楚庄王曾经攻下陈国（约前534），设陈国为县，时间很短。不久又恢复了陈国。但楚惠王十一年（前479），终于“灭陈而县之”（见《左氏春秋传》），这种于新占地盘设县，证实了春秋时诸侯对设县的考量。据《说文解字》：“县者，悬也。”也即春秋设的县，是诸侯对新得的土地进行管理而设立的政权组织，但新得的土地随时又可能被夺回去，或被他国占领（故称作“悬”着的土地），所以就临时设立这么一个临时管理的政权组织。这级临时政权所管理的面积，在春秋时很大。如前述的“灭陈而县之”，将一国变成一县的做法，应一直延续到战国。按此办法推理，楚国春谷县所领的范围包括今池州大部、铜陵、繁昌、南陵、芜湖、马鞍山等地（面积有两万多平方公里），一点也不足为奇。
所以，从面积看，这样的大县，很像战国时楚国遗留的古县。从资源上看，此地盛产铜（从当涂到池州的沿江一带先秦时期都产铜），而铜正是古代国家高度重视的资源（类似于今天的石油），而这样一个资源极为丰富的地方，楚国占领后，不可能分封给任何一个人，一定是由楚国国王亲自来掌管。要做到这样，设县是唯一的选择。
春谷设县的时间，可能在楚怀王时期（前328—前296在位）。据《史记》卷七一《甘茂列传》引（前305）范蜎劝楚怀王勿相甘茂云：“且王前尝用召滑于越，而内行章义之难，越国乱，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唐张守节正义：“吴越之域皆为楚之都邑”，而“（楚威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吴故地，至浙江北。”威王设金陵邑，是否于“吴故地”设有他县，不得而知。其子楚怀王时，整个吴越之地“江东”都设立了县，是很明确的，即所谓“尽郡江东”。究竟设了哪些县？名称是什么？由于楚史书《梼杌》毁灭，已无法知晓。但推定春谷县设立于此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先秦春谷县在战国时代使用该名的先决条件是，楚国占领该地之前，这里已广泛种植春谷。 据《汉书》注，春谷县名的解释是，由于此地盛产春天种的稻谷而闻名，即二月下种，六月收割的稻子，类似今天的早稻。这种稻，很适宜沿江这一带（包括池州）的气候，以今天的气候和公历推测，很适宜沿江一带春谷境内的气候。即春季多雨，适宜于种植水稻，每年到了7月25日（农历6月）左右，山洪爆发，庄稼必须赶在山洪爆发之前收割完，免于被洪水淹没，所以春谷正是二月种植，六月份洪水即将爆发前收割。
其次，从种植的历史看。该地区可以上溯至新石器。以春谷地域的池州为例，据《池州地区志》（1996），考古发现证实，新石器时期，已有石镰出土，出土地点在古春谷县西，今池州市贵池区的濒江湿地地带（里山白沙村）。证明那时已有种植的可能。而同在此地的里山乡徽家冲，考古发现有一战国青铜器窖藏，计铜器52件，刀、剑、斧、锛、鱼钩皆有，铜镰4把。农具皆铜铸，连镰刀也是，且有4把，这就说明这一带种植规模较大。因使用率较高，易坏，人们不得不用贵重金属做镰刀。同样，附近的九华山脚也出土了一把战国铜镰与一柄铜耜（现藏于青阳博物馆），说明该地在战国时也有大规模种植。总之，此地之所以用金属铜作农具，首先是离铜产区近，铜较易得。其次，耕作量大，金属农具耐用。其三，以铜为之，也说明在战国中期，越人擅长炼铜（里山徽家冲的楚人以贸易而得之），故以铜为之。
九华山腹地的这块盆地，土地平旷，八都河与九都河流经这里，水量丰沛，最适宜水稻，即春谷。这里如果产春谷，应该总量是极大的。80年代，九华山腹地还是以种水稻为生，这里的人口竟达到6万人，可以想见它的粮食总产。据青阳县有关资料，以1979年统计，盆地共产水稻五千六百万斤，以战国时粮产是现在的三分之一算（70年代该地早稻亩产400斤左右、晚稻亩产300斤左右），也要产一千九百万斤。
这种大面积的种植，是不是春谷呢？我们注意到，在吴灭越（前324年左右）之前的春秋晚期（前560—前475前后），正是吴文化扩张的高峰。吴向北进入了江淮流域，直至山东境内，向西抵达池州，一度攻入江西。其所到之处，水稻文化也应随之扩张。今江淮流域，池州一带所出的青铜镰，皆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时间正与此吻合，而且出土铜镰刀头都微有弯曲，这正是水稻收割工具的明显特征。因麦、黍等杆粗硬，刀头须九十度大弯，方可很好的收割庄稼。而且据《墨子·公输盘》记载：楚之云梦有犀象，说明那时的气温比现在要高很多，江淮一带的气温不用说很适宜水稻的生长。
再从九华庙前和贵池徽家冲出土的农具铜耜来看，是翻耕土地用的，说明池州一带的农田都是连年种植的熟田。这种耕作方式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远古时代一块土地种两三年之后，肥力耗尽，就重新开垦一块的习惯，扩大了土地的使用率，从而变相的增加了土地使用面积，大大增加了粮食的产量。这种先进的种植文化，非从有7000年水稻种植的吴文化中来，不能解释（良诸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了大量的粳稻和籼稻，是吴文化中水稻种植技术在7000年前就已进入成熟期，其中的籼稻后来发展成早稻，即春谷。良渚地区在春秋时期多在吴国境内）。所以，伴随吴国对该区的占领，吴国的水稻也在该区普遍种植，而种植中无可选择的种植春谷。
安徽贵池徽家冲同时出土的14件青铜钓钩，也说明了战国时代渔猎经济，在春谷县境内仍有很大的残留。农耕闲余时，人们就去渔猎，以补充肉食。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过度的典型状态。而此时此地已经大规模种植农作物，如果是春谷，则春谷县得名楚灭越之后是毫无异议的，且为楚国诸县中的一县。
楚耕作的方式，甚至影响到春谷县境的池州深山区。笔者在池州市贵池区的刘街长垅村走访，见到一方老农拾于当地山洞的楚国铁锸。这应该是楚灭越之后，铁器比较盛行，才普及到普通的农具之中。这种先进农具的出现，可能使春谷的种植面积扩展至山区，开垦河谷以作梯田，种植春谷，使春谷的总产量大增，使春谷县更加名副其实。
通过以上分析，在楚国占领该地之前，此地已具备了命名为“春谷县”的基本条件：春谷在该地至少在春秋末期已在该区广泛种植。楚国命名该地为春谷，还因为此地粮食生产已引起楚国的高度关注。如前所述，在前328—前296年的楚怀王统治时期，楚国“尽郡江东”。而此时初设的春谷县，也许不叫春谷。楚国有云梦泽（江汉平原），产粮丰盛。相比云梦泽的粮产，春谷县粮产量应该不在楚国人的眼里。但十几年之后，即前278年，形势急转直下，秦军白起攻破郢都，楚国人东逃至江淮，丢掉了云梦这个大产粮区。这样，盛产粮食淮河平原和江东平原，自然就进入了楚国的视野。能稳定盛产春谷的大片江东沿江平原，尤其引人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春谷” 命名其县，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秦实行郡县制（战国时相反，以县管郡），立天下三十六郡，春谷县地域属鄣郡。古春谷县地是否仍叫春谷县，失考。
（二）先秦春谷县范围
《汉书》中并没有说明汉春谷县有多大，只是将其与芜湖、胡熟侯国及石城并列在一起，作为西汉丹阳郡滨江地区西部的四个县。再往东是江乘县，为秦国所设，可以排除，它不属于春谷。
胡熟，即后来的姑熟，属于今安徽当涂县。中段的芜湖县是汉武帝时才设，此前无县，属于先秦春谷县的地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芜湖县东的胡熟侯国，是汉武帝在元朔年间封给王子胥的，应属战国时的春谷县境。
同时我们也可以断定春谷东边是与江乘接壤。江乘是秦始皇建立秦朝后将战国时楚国的金陵邑拆分出来，可以断定它不属于春谷县。按，江乘县的核心区即在今天的南京市，它可能就是春谷县最东边的接壤处。
四县中最西边的是石城县，与江西接壤。按，江西原本春秋时就属于楚国，是比较稳定的疆域，不存在设县，更不可能是“吴故地”，因而不属于春谷县。
芜湖县是汉武帝元封二年设，既不是战国设立，也不是秦朝设立，又处于吴故地的中间地段，是处下游北滨长江中江，是中江的冲击平原，土地广阔，受洪水影响较大，是只适宜种春谷的地区。楚国不可能将它另设一县。不独是它种植方式和春谷县境的其他地方相同，还因为其处于春谷县腹地，与春谷其他地方难以分割。归属春谷，方便统一管理。此外，这么小的面积设县，在楚国没有先例。
最后一个是石城。它是汉武帝元封二年设，以秋浦河流域（不包括龙舒河流域），升金湖流域，以及石台县为其辖区。其河谷土地肥沃，六月洪水较大，只适宜春谷的种植；同时它又是“吴故地”。楚国灭越后，不可能拿这块夹在楚故地和“吴故地”之间的小地方，单独设一个县 ，这不符合楚国的风格。故可以基本确定西汉的石城县地，也是属于战国楚之春谷县境。
故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先秦春谷县可能的范围：东起马鞍山（包括马鞍山），西南到池州东至县东境，与江西的彭泽县接壤。北以大江为界。东南以安徽宣城和安徽青阳陵阳为界。
（三）春谷县之消亡
先秦春谷县地盘，在秦代无有记录，未知情景如何。只有粗略的记载，属于鄣郡。汉初，该地盘已分封为吴国的领地。七国乱平后，该地收归中央政府。到汉武帝时，重新划分行政区。由《汉书》可知，武帝元封二年，在先秦春谷县境内设芜湖县、石城县，还另外封了一个胡熟侯国。两汉之后的三国时代，该地属于孙吴政权。吴除保留芜湖和石城二县，还在春谷县境内又设立了一个临城县。至东晋，又从春谷县中分设豫州、襄城郡及繁昌县。据《晋书》卷一四：“元帝（东晋第一个皇帝）渡江，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长江与青弋江）之间，居芜湖。”这样，春谷县就差不多为两郡二县瓜分了一大半。
东晋春谷县的范围，已经缩至东起芜湖、繁昌，南抵泾县，北到长江。西抵石城。据石台县《舒氏宗谱》记载：舒氏一世祖于“汉武帝元封中移家于春谷上沂七井山”，按七井山在今天的贵池与石台两县交界处，西边是鸿凌河，流经古石城县治，七井山也是源头之一，显然，这是石城县地，不可能属春谷县。东边是龙舒河，七井山位于其上游，所以只有此一条河流的上游能吻合称为“春谷上沂”条件。那么，春谷县在汉代的西界就是秋浦河东边的支流：龙舒河。
汉春谷县在东晋被侨立的两郡一县又一次分割后，面积急剧缩水，名存实亡。到了梁代，只得就春谷县剩下的地盘，另设南陵县，以取代春谷县，并于当时侨立的南陵郡。
总而言之，从东晋初年以至于梁，汉春谷县剩下的地盘被侨立的三郡二县彻底瓜分干净，至此，汉春谷县彻底消亡。大量北方移民将其麦作区的耕作技术及文化带入该区，丰富了该区的文明。同时，春谷县本有的种植及相应的文化也渐趋零落与消亡。先秦春谷地域之广大，在江南诸古县中，应属罕见，如果不是战国时遗留的古县，难以想象汉代能设此大县。
四、余论
春谷县的池州地域，春秋时期，吴、楚在此频繁交战，有一段时间，属吴统治。战国时，吴被越灭后，属越，越亡后属楚，楚亡后属秦，秦亡后属汉，三国属东吴。东吴亡归西晋，又历经东晋、刘宋、萧齐，至南梁改属南陵县时止。其中，生活方式、文化习俗等都会随着这种变动而不断变化、交融。
（一）区域内新石器时代渔猎文明
根据池州现在的考古资料，从整个池州地区已发现的石器时代的遗址来看，基本沿江沿河分布。池州东段的古春谷县部分基本一样。时间主要在夏之前，也许跟长江古洪水退去有关，因为这正是夏禹治水之前的古洪水退去之时。。
遗址所发现的以石器为主，石斧、石锛、石镞，陶制的生活器具，以及网坠之类。石镞与网坠是典型的渔猎文明遗物。他们一般选址于濒江濒河的土墩上定居，既可以防水，也可以防猛兽侵袭，还方便就近渔猎。以他们所居住的位置看，他们所捕的都是浅水滩涂的野鱼，猎杀的可能是水禽为主。这种不需要与猛兽搏斗的生活也许就是池州一直保持到今天的“民风淳和”的源头；这种易于获得食物的生活，也许也是池州人不乐意“迁徙于他乡”的这种民风的源头（《嘉靖池州府志》卷一）。
少数地方可能出现了农作物种植。濒江的白沙湖（今称平天湖）畔的七星墩新石器遗址，就发现过石镰。未知是割草用的，还是收割庄稼用的。然而，拥有这些石器的居民，好像在夏末商初之间，大部分突然消失，原因未详（在新石器和青铜器出现之间的这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文物出土）。
（二）区域内商末周初的青铜文明：新石器的渔猎到农耕文明的过渡
商周时期主要指商末至周初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居民生活遗址发现不多。但已有青铜器出土。如贵池濒江的木闸乡九房朱商周遗址出土了铜斧和铸铜钓钩与铜针的范。
与冶炼有关的出土，值得高度重视。池州以外的春谷县地区，如铜陵和南陵发现数处商周时期的古矿洞和冶炼遗址。池州以内的春谷县地区也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铜饶（重162.5公斤，居全国第二）、小铜鼎、铜洗等物。这些器物的出土，说明池州大部的青铜文明已由单纯的冶炼矿物发展到铸造器件。
青阳博物馆认为，青阳出土的大铜铙与宣城、马鞍山、潜山出土的三铙同样具有越文化特征。说明我们这一带在西周早期，是古越族人生活的地方。
同时池州的古春谷县部分还出土过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剑、刀、矛、戈等，都是吴越文化的特征。证明该时期池州春谷一带已承担吴越兵工厂的角色。
出土的青铜生活器具表明，本地已经有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出现。这种人物在西周即已出现，墩上乡中饭铺村出土过周代的青铜鼎，至周代，鼎已不再是国王专用品，但也不是普通平民能用或用得起的。另青阳博物馆也藏有出土的青铜鼎。
不独如此，象征着权力的权杖，也在春谷县地范围内出土了。
这些鼎、农具、兵器等都是出土在宜于耕作的地方，如青通河流域、九华河流域、清溪河末端，这些都是春谷故地。这些也说明，战国初期的春谷农业生产，与保卫生产、生活，都连在了一起。这些已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了。
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古春谷县的池州地区已基本向农耕社会过渡，
（三）区域内农耕文明——春谷县的得名
从春秋至汉，以农作物为县名的几乎无有，独春谷是个例外。这说明当时春谷县不仅物产独特，而且规模很大。农耕社会的特征就是定居，传承有序，社会关系基本稳定。这其中的传承包括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等传承。池州地区的春谷县部分，在春秋晚期以前，应系古越人居住地区，是越文化区。越人淫祀，以部落为单位，进行生活与生产。这一时期的古越人对池州早期的铜冶影响颇大。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器均带有明显的越文化特征。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初，吴国占领了该地区，水稻种植文化入侵，该地的青铜器也打上了鲜明吴文化特征。如这一时期的戈、矛等武器的样式与其他特征都是吴文化的产物。尤其是繁昌出土的吴王光剑，上还镌有“作此以御越人”等字样。这剑虽非池州出土，但却能代表古春谷县青铜器的文化特征。贵池齐山徽家冲窖藏的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有些器物也有铭文。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三国以致唐宋。池州出土的三国吴嘉禾五年镜，背铸“吴王○○○，嘉禾五年六月十七日，安○造”等字样, 池州杏花村出土的唐宋时铜镜，上铸“池州叶家炼铜照子”，这些都是生活用器的文化传承。
春秋晚期以后，水稻种植文化成为春谷县域的主要文明特征。除了上述青铜镜文化的传承，就徽家冲窖藏而言，就水稻生产器具有4件铲、4件镰、4件耜。这些都是农业生产用的工具，有中耕除草的铲、深耕翻地用的耜、收获用的镰。各为4件，说明这家的主要劳动力不少于4个。这些明显的磨损的痕迹，说明它们均已使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窖藏以待来年之用。这就是生产工具的传承。耜是不规则菱形，是典型的吴文化传承，镰前端弯曲，是明显的水稻收割器具。其铁铲的形状，弯实而有力，是除草根的有力工具。早期，池州濒江一带湿地，芦苇、蒲草密集，根系强壮、坚韧，非此强有力的工具，不足以清除。像徽家冲这一带滩涂地带，七月洪水甚猛，只有种春谷才会有收成。
此外还有农耕垦荒伐木时的用具，斧6件，锯1件，锛4件。一方面伐木可以垦出土地，以增加耕作面积，另一方面伐木作建筑材料。伐下原木之后，需要以锯按尺寸来裁剪木料，修建定居的房屋，甚至在建筑上可能还有榫卯存在。因为有锯，从技术上讲，就有榫卯存在的可能。榫卯结构的房屋正是吴文化早期良渚文化的产物，是水稻种植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水稻多在湿地或山谷、水量丰沛之地，易受水害。尤其是洪水季节的涨水，榫卯结构的木草房耐洪水，涨水时节不影响居住。
而北方泥结构的圆锥形房，洪水一浸就烂。涨水时，不能居住。砖木混构的房屋出现在周人立国之前。据考古发现，在陕西宝鸡等地的原周原一带有发现。但这种结构，易被洪水冲垮，如果把房子造于高地，则居住地远离农耕生产地，对于水稻的种植、管理、收获、加工、储存都带来了距离上的不便。否则，周初，太伯、仲雍南奔时，早就会将周原砖木结构在南方普及了。
这个窖藏还有14件鱼钩，这是农闲之用，农忙时，老幼不能生产，就去钓鱼，农闲时，则全家钓鱼。
这是个以家为单位的农耕生产单位，根据窖藏器具的分析推测，大约为祖孙三代，计十余口，主要生产劳动力4人，妇、老、幼7、8人左右。
窖藏里还有铜锭7块，是以备劳动力增加或农器具毁坏时，以铸造新的器用。
池州春谷县地区，出土的生活器物中，以鼎类较多。青阳博物馆三只春秋晚期鼎，贵池墩上中饭铺出土的鼎，贵池徽家冲出土的两只鼎，均是春谷县区域早期的炊具。在三国梅根冶所在地今梅龙郭港出土的陶鼎足，有猪首造型，说明了在三国时期，以种植基础的家畜饲养，在这个春谷县内已很普遍，已经成为人们对财富渴望的象征。
春秋后期，吴国攻占该地区时，古越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最后他们退入山区。青阳九华山脚盆地出土的春晚期的兵器较多，箭、剑、戈、矛等，式样齐备。说明他们有专门的武装组织，兵种齐全。最后他们终于在这个山间盆地定居了下来，也由渔猎转入了完全的农耕。从九华山盆地出土的农耕工具耜、镰、鼎、酒樽、乐器来看，他们不仅农耕、而且酿酒还有乐舞，生活丰富多彩，应该是个越人小首领的生活。
这里青铜酒器的出土，尤其值得注意。夏王朝发明酒，周封夏禹之后于越，越人喜酒，应该是古越人的生活文化标记。
这批越人尽管退入山区，但也加入了春谷县区域早期的农耕文明中。
春谷立县之后，农耕工具出现了铁器时代。徽家冲窖藏农具齐全，甚至兵器，以及备用铜锭都在一起，应视为秦国攻占该区时，战争逃难时的埋藏。这一家显然再也没有回来过。这批铜器具中含铁，属于春谷县早期的农具。
吴为越所灭，此地归越，春谷县的农耕部分地被削弱。根据考古发现，一些地方依旧很繁荣。像九华腹地，相对闭塞，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相对稳定的被传承。
楚灭越，应是春谷立县之时。徽家冲窖藏里有鼎，其上刻有铭文曰：“楚弩悤之鑊”，应为楚人占领该地后，楚移民 “弩悤”所造的炊具，因为家中贵重物品，故须刻上自己的名字。又因为当地还有土居的吴越人，为示区别，故前面又加刻一“楚”字。还有贵池深山区刘街长垅桂出土的铁锸，也证明了楚国的农耕工具已经传入深山，山区的稻作也发展起来。
具有楚文化特征的物品，尽管没有楚核心地区（两湖地区）的精良，但比中原地区还是要精良很多。就前述铁锸，虽经两千年，也仅仅只有一薄层锈蚀，器具的轮廓线，直折分明，其平面平整如现代机械器件，冶铁技术，实令人惊叹。
楚湖湘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应该比太湖流域早，至战国，种植技术已相当成熟。楚灭越后，越人被压缩至南方沿海一带，浙江西南、福建等地，散为“百越”。池州的春谷县区域的吴人可能还在继续耕作，在农耕人口减少的情况下，可能是楚国有组织地将湖湘地区从事稻作的楚人，迁移了一部分到“吴故地”，以补充本地的劳动人口。至今本地区以吴越为主体的方言里还杂有相当一部分洞庭湖西南部的方言用词和发音，或许就是那时留下的文化印记，说明楚移民在当地人口的总数量上占据一定的比列，否则，其方言不会强悍到至今还有留存。
也正因为有部分楚地移民的存在，故屈原在郢都被攻破时，就选择了本地区的陵阳暂时定居。陵阳理应属楚春谷县。
秦以统一天下为目的，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但它的目标是消灭军队，不存在赶走当地百姓、移殖秦民的问题。从本地区以吴方言为主体的使用至今看，春秋晚期来的吴人，应该是一直延续了下来，传承有序的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农耕定居型社会的标记。
延至汉，春谷吴人及部分楚人将大面积滨湖土地基本开辟成良田，山间河谷也有一部分已经为楚人开恳。以致汉武帝在建中年和元封年两次将瓯江、永嘉一带的越人迁到该地区时，只能定居山上，号称“山越”（这种情景，在泾县、鄱阳湖以东地区也是如此）。山越人也很快的在山上定居下来，从事水稻种植，开辟梯田。今七井山一带，青阳酋华、九华山腹地及周边一带山上，都存有大批的古梯田，大部分应是此一时期的产物。“山越人”给春谷带来一些生活习性的改变和一些新的技术，如“山居水行”、种植薏米（至今，石台七井山和其他深山地区，仍有种植薏米的习惯）、“擅甲兵”等。
至三国时，山越也已人口众多，十分壮大，因此山区能开垦的土地都辟成了稻田。
当孙吴政权草创三国时，面临最头痛的事，就是山越人的问题。老将程普进行了针对山越人的第一次扫荡。《三国志》称“山越”为“山贼”，可见其目标不是本地的吴人，而是居在山上的山越。由于春谷县主要是以圩区为主的稻作区，故接近圩区的山区，山上越人相对较少，故孙吴很快平定该区的吴越人，并将此山区（主要是铜陵南部青阳北部山区）划出，立了一个临城县。剩下的圩田地区仍属春谷县。由于这时圩区已全是吴人及部分楚人生产、生活区，相对较稳定，较安全，故孙吴于此地濒江地区设立梅根冶，以铸造钱币与兵器，用重兵猛将把守。约建安四年（199），周瑜为第一任春谷长（《三国志·周瑜传》）。
到了东晋，晋元帝将春谷县境内划出了一个繁昌县，另外又侨立了两个郡，将春谷分割的只剩下春谷县的池州区域及其附近的南陵和繁昌，春谷县基本式微。
至梁武帝取消春谷县，重设南陵县，县衙仍在春谷县冶，县境比晋元帝时的春谷县还要小。
至此，春谷县，一个以水稻闻名的地方，名字已被抹去。春谷县自楚立，至南梁结束，前后近800年。该区大量的宜于耕作的土地，广被开垦。后来的山越又垦山为田，极大的扩大了种植水稻的面积，丰富了土地开垦的样式。
及至南梁设南陵县，又于南陵县侨立南陵郡，以安置北方大批避乱人口，原春谷县的农耕稻作系统基本上为北方的麦作、粟作或黍作所代替。早熟水稻的种植文化基本被消灭，即致后来水稻种植面积再度扩张，也还是出现了南北作物交叉种植的局面。北宋大书法家沈辽（见北宋米芾《书史》），元丰五年流放池州。沈辽估计二月能到池州，他写到“二月清明犹可秧”，来了以后，发现这里是种麦子的（见沈辽著《云巣编》）。今贵池山区还遗有大麦岭，小麦岭等地名，这都是北方农耕麦作文化的产物。
（作者原系池州开放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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